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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善达:个人所得税最高45%比美国高 要适当往下降

发布日期:2018-01-12   来源:本地   

  6月17日,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、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2017青岛·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,我国工薪的个人所得税,最高到45%,这个比美国的都高,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很多优秀人才的,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。这个现在也基本上有共识,就是要适当往下降。

  以下是“全球经济新变局与财富管理新竞合”分论坛文字实录:

  主持人: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“下面将进入全体大会一:全球经济新变局与财富管理新竞合,下面有请主持人王波明先生。

  王波明:谢谢大家,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论坛,是全球经济新变局和财富管理的新竞合。现在我们有请这个论坛的第一批嘉宾,许善达先生、张燕生先生、巴曙松先生、李选李迅雷先生和Timothy Bond先生上台。我们第一个请到了中国非常著名的,在各自领域的专家,第一位是我介绍一圈,许善达先生,是原来税总的从体改司干起,到税总的副局长,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纳税的结构和率都是由当年在90年代中期,出自许先生之手。第二位,张燕生先生是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的研究员,对国际情况,对中国的贸易都是业内顶级的专家。巴曙松先生,巴博士是香港联交所的首席中国中国学家,对资本市场这边的事情,国际国内都有非常深的研究。李迅雷先生,是中泰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,资本市场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,我们相信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看法。最后一位是美林,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证券公司,现在在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Timothy Bond。现在按照顺序来,第一位,因为各自也各自不同的专业,我想有不同的问题问不同的人士。关于财富管理,问一下许院长,他是联办财经研究院的许院长,现在不断关于税的问题,市场有很多的说法,起源于最早福耀玻璃(25.08 -0.59%,诊股)到美国设厂,说在中国的税太高了,那您是在90年代设置了中国的税务体制,到今天来看,现在这个税的水平,到底是是高了还是低了,能不能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些说明,给一个说法。

  许善达:因为1993年设计新税制的时候,当时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开始改革,在计划经济下,我们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上,是基本上学习苏联的一套,所以政府集中的很多,企业连折旧费都要上缴,当时就是那个体制,所以1993年设计的时候,尽管是这么一个体制,后来因为有承包以后,政府的收入就累累下降,已经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萎缩。所以给我们当时定的就是说,新税制设计的时候,要保持原来的那个法定税负,要能够保持不变。这个法定税负是比较高的,是延续着计划经济传统,所以增值税,比如当时定的是17%,实际我们当时不能扣除得很多,买机器设备不能扣除,所以实际要跟欧洲标准规范的比,那个负担我估计至少得有30%,所以随着改革的进程,我们不断来调整,调整就是一方面加强我们的征收管理,把那个税收流失的钱收回来,一方面就降低法定的税负的水平,所以我们2003年开始允许抵扣基金税率税款,现在营改增,仍然没有增加税负,是抵扣,所以从从1993年到现在,一直是降低法定税负的过程。从前年有一个争论,说宏观税负水平到了现在的水平上,是合适还是偏高,还是偏低呢?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呢?从前年就开始有一场口水官司。大家都在争论,学者都在争论。去年的7月份,我们的政治局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,就是要降低宏观税负,这场口水官司不打了,开始降低宏观税负。而且大家注意,降低宏观税负的决策是7月份,5月份实行营改增,也就是说在营改增减税以后,还要降低宏观税负,而我们的整个税收结构里,企业占到80%多,所以降低宏观税负,主要就要降低企业的税负。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领导人已经做出重要的决策。现在要说争论的话,我们降低哪些哪个结构上降低哪些,降低的先降什么,后降什么,目前争论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。

  从现在来看,应该说比较共识的,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,特别是社保缴费率是偏高的,目前大概是40%,这个是偏高的,但是要降到多少,20%还是30%,还是多少?这个没有定,但是降要讨论。另外,工薪的个人所得税,最高到45%,这个比美国的都高,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很多优秀人才的,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。这个现在也基本上有共识,就是要适当往下降。当然,具体方案还是有关部门在研究,但是这个方向是确定无疑的。现在还有一个争论,就是刚才讲的都是社保缴费,还有最近国务院决定减少了很多行政性收费,现在有个争论是什么呢?就是税还有没有需要降低的部分,这个现在还是有争论的。有一些专家认为,税收不能再降了,只能降低这些收费,但是从现在的分型来看,税收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的,就包括降低一些税的负担。比如说我们的增值税,我们增值税营改增以后已经全面形成增值税了,但是我们的增值税跟欧洲的,包括亚洲,比如像韩国,他们实施的这种标准的增值税,我们的增值税还仍然没有完全地规范化,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,就是按照标准的规范化增值税,它每个月你的消项减进项,如果是正的要缴税,如果是负的政府要退税,我们现在是负的政府不退税,什么时候有正的,再对冲。这样量相当大,叫留底税款。应该负的要退一下,正的要往上收。这样的办法,对企业来说,一个是占压了企业的资金,一个是税收,如果正常经济发展,税收并不减少,只不过今天退,明天多挣一点,今天给企业多一点。这还是在税收上,还有一些,就包括我们现在最大的增值税本身,还是有很多可以来研究,进一步规范化,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的一些因素。我们需要来考虑,来设计。

  许善达:多谢,下一个问题,我想是由燕生、巴博士,还有Timothy Bond,主要谈谈经济问题,宏观经济问题。咱们中国的经济,从金融危机以后,也进行了强刺激的政策,所以从2010年达到过去十年的经济的一个最高点,10%,然后从此以后,就一路回落,一下到10、9、8、7,现在到了6,过去的五年。当然咱们说新常态,所以1今天5、4、3、2、1,当然不可能到1。但是从各种数据来看,呈现了各种积极的迹象,第一年,咱们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来讲,从年份来看,第一次穿透型往下降,这次第一次访谈了,去年GDP6.7%,这次好像公布到6.9%,然后也有很多人说,对今年的经济增长,呈现出一派很乐观的说法,所以我想问问各位,这一季度的数,是一个可持续,就是今年到底怎么样,然后未来稍微中期一点,两三年,作为你们判断这是不是刚才Jason Furman先生说,国际经济现在也大概走出危机,基本上平稳在全球的近四点几的规模,中国现在呈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趋势,所以从燕生开始说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

  张燕生:首先,对2017年,从全球经济看,今年是全球经济企稳向好的一年,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全球各国经济、各国贸易、各国投资,包括中国经济,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是从2009年以来第一次两个季度,开始企稳上升,而不是逐季度下降,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,就是全球经济企稳相好,和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处于一个什么阶段,全球经济企稳向好,但是要恢复到全球经济长期均衡水平,可能要到2020年和2021年,也就是说全球经济走出了这场泥潭,但要恢复长期水平,仍然需要4—5年。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情况怎么样呢?我们可以看到,全球的贸易投资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,即使是全球的投资,2015年增长了38%,2016年有一个回调,2017年增长了10%,但是全球投资要恢复到危机前的规模,可能要等到2018年—2019年,所以我们就看到,无论全球还是中国经济,是一个企稳向好的态势,但是要恢复到一个长期的、正常的水平,可能还需要一个中期的调整期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,会不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不确定事件,从现在看还是很难预测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全球的不确定性,我们说逆全球化,脱欧,美国退出TPP,退出巴黎协议等等,实际大家在担心,在金融市场和在其它领域,会不会出现像上个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,像上个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,曾经发生过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的动荡,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,一个方面,我们说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企稳向好,但另外一个方面,对我们的财富发展和财富的管理来讲,也就是说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,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始终要小心的。

  但是从中国来讲,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,从中国的发展,也就是加入WTO以后,其实是我们经历的一个财富增长的黄金阶段。也就是你看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,中国GDP的增量,按照汇率计算,是美国的1.44倍,按购买力评价评价,是1.88倍,我们就要总结一下,这个时期中国财富大发展时期,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?当时,推动加入WTO的时候,我们是说了三句话,第一句话就是融入世界,参与全球化,开放,第二个就是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,改革。第三句话,狼来了,也就是说无论银行还是保险、还是证券,没有国际竞争力,将会被狼吃掉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,财富大发展时期,是我们真正推动了一个高水平的开放,高标准的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。

  那么世界银行2017年的报告,关于全球营商环境效率和营商环境便利化的报告,我们可以看到,中国还是处于78位,也就是说,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要想赢得在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条件下,要想赢得我们财富发展、财富管理的新格局,实际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推动我们营商环境的改革,投资环境的改革,创新环境的改革,这个方面应当讲在过去这么多年,积累了一些长期的矛盾,但是从亮点的角度来讲,中国经济无论财富发展还是财富管理,我们现在确实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至少我们有三个亮点:第一个亮点,也就是我们的互联互通,进入到一个我们叫阶段,包括从机器人(18.97 -0.52%,诊股)替代农民工的巨大需求,跨境电商的巨大需求,人工智能的巨大需求,正在改变我们财富发展的环境。第二是城市群的发展,比如说广东,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,现在对标旧金山、纽约、东京湾区。第三就是创新,我们可以看到,在长三角地区,在2015年它的创新投入的钱,每年已经达到了3800亿,广东是2000亿,京津冀2000亿,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这三个板块,一年投入沿海创新的钱已经达到了8000亿人民币,也就是我们的存量很少,但是我们的流量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无论是规模还是强度,都是到了一个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阶段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,中部地区还是在投资驱动阶段,西部地区还是在资源驱动阶段,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,从地区板块、产业板块、可以看到财富管理这个部分,实际上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。

  王波明:我就问你一句,你说中国要回到均衡状态,还需要几年?我就问你,你指的均衡状态,到底是多少呢?

  张燕生:我们这么讲,我刚才从世界来讲,可能需要四到五年,中国实际来讲,我觉得它的核心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十年的中期结构调整。中国要达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的水平,我个人觉得就是L线的横的这部分,实际上我们现在还需要五年左右,是多少呢?我们期待这个部分是6—6.5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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